清代许之衡在其《饮流斋说瓷》一书中言“吾华制瓷可分三大时期：曰宋，曰明，曰清”，并基于宋代五大名窑等难以逾越的青瓷制瓷技艺水平和成就，心悦诚服地将有宋一代列为中国陶瓷史上第 一个全盛时期。宋代五大名窑，其制瓷技艺在社会发展、科技进步中日臻精湛，传世作品更是登峰造极，值得赞颂；与之相辅且尤具特色的是，自北宋始，出现了没有的朝廷自置、内府监管（制样）、大匠造器、兵士供役，专门为宫廷烧制非商业产品的窑口，这种毫无商业功利、纯粹以追求陶瓷艺术品为根本目的的窑口，不仅将中国高古陶瓷的制作艺术推向了巅 峰，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，其唯美主义、非功利的艺术实践和追求，更有着划时代的重大意义，成为后世陶瓷官窑制度的典范和滥觞。而开先河者，就是宋徽宗在开封亲躬创建的“汴京官窑”。

　　基于官窑的该种特性，汴京官窑身份和地位的高 贵是显而易见的，非民窑包括承命烧制御用瓷器的各名窑口所能比肩的。在瓷器作品的设计制作上，官窑专为皇 室（朝廷）礼仪需求和文化品位服务的宗旨，使得真 正意义上的官窑完全不用顾忌艺术创作之外的任何事物，只需穷尽所能、发挥才智即可，根本不存在其值得担忧的销售市场、利润负担以及生存问题。故从选料到制作再到入窑烧成，官窑精益求精，不惜财力、物力和人力，采用好的原料用于生产，追求至高的艺术境界，徽宗所创建的汴京官窑更是穷奢极欲。在这样无上优越的条件和创作环境的保护下，大师巨匠云集的汴京官窑窑口，自是有着惊世作为，不仅造型规整，庄严大气，制作精美，品质优良，也将青瓷的制作技艺，包括釉料配制、工艺质量及审美意趣等，提升到一个崭新的艺术高度，其作品所洋溢的雍容华贵的皇家气韵和大气典雅的美学品味，无 与伦比，堪为天下之冠。

　　在徽宗“汴京官窑”设置之前，出现了定窑、建窑、汝窑、耀州窑、钧窑等诸多带有贡御性质的窑口，且声誉卓 著，享誉天下，代表着当时陶瓷艺术的高成就，史籍也不乏记载。南宋叶寘在其《坦斋笔衡》中曾言：“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，不堪用，遂命汝州造青窑器。”直接申明且确认了定、汝两大名窑乃朝廷敕命烧制贡瓷的身份。也正如叶寘所言，这些窑口不过是“承命”烧制贡御瓷器而已，因其在“承命”为朝廷烧制贡御瓷器的同时，还要烧制大量的民用瓷器，参与正常的商业活动，以保障其窑口的利润，维护窑口的正常发展。说到底，这类窑口只能是“贡窑”而非真 正意义上的“官窑”。

　　为此，南宋学者周辉在其《清波杂志》一书中也专门记述道：“汝窑宫中禁烧，内有玛瑙为釉。唯供御拣退，方许出卖。”无疑说明了这些烧制贡御瓷器窑口的根本性质，朝廷对其直接控制不假，但其本来身份还是民窑，要注重商业利润，烧制贡御瓷器只是其生产活动的一部分，更多的产品待“御拣退”，还要拿到市场上去换银子，其性质即史书上所称的“民代官烧”或“官搭民烧”，所谓的烧制御用瓷器亦即“贡御”的色彩和荣耀完全是受朝廷之命才禀赋的，这与徽宗按照自己的设计、亲自指挥烧制瓷器艺术品的汴京官窑，以及后来南宋“袭故京遗制”所创建的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，有着本质区别。因为这三个官窑设置的目的，就是不惜成本生产包括御用瓷器在内的国家礼器，以供朝廷自用，除此之外不承担任何民用商品的生产，为纯属官办的、只为朝廷烧制产品的“国有企业”，是被皇帝个人和朝廷垄断的瓷器种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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